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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女权运动:港区所有街道都以女性命名,但鱼龙混杂只是冰山一角 ... ... ...

2017-8-5 17:12| 发布者: | 查看: 120| 评论: 0

摘要:     即使在冬日,马德罗港区仍是生机勃勃。远处,拉普拉塔河静静地流淌。但我知道,这并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部,更不是阿根廷的全部。      冰川思享库特约撰稿 马黛     1_ABC    马德罗港(P ...

  

  即使在冬日,马德罗港区仍是生机勃勃。远处,拉普拉塔河静静地流淌。但我知道,这并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部,更不是阿根廷的全部。

  

  

  冰川思享库特约撰稿 马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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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罗港(Puerdo Madero)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新开发的区域,坐落在城市的最东面,面向广阔似海的拉普拉塔河。

  

  当十六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刚刚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这个地方还是拉普拉塔河的一部分,并没有形成陆地。当时的港口在今天的博卡区那里,著名阿根廷画家贝尼托·.金克拉·马丁(Benito Quinquela Martín)就画了大量的反映博卡区码头工人生活工作场景的油画。

  

  后来,由于博卡航道狭窄,大型船只的货物需要通过小船短驳才能到达港口。作为南美洲最重要的贸易和航运集散地,港口无疑对布市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布市政府决定选址新建港口,经过多方征集,1882年,本地商人爱德华·马德罗(Eduardo Madero)的方案入选。

  

  

  ▲博卡区码头

  

  从1887年到1897年,政府花费巨资建成马德罗港,但不幸的是,新港建成后不久,更大型船只的投入使得它又不够用了,政府不得不重起炉灶,再次选址建造新的港口。

  新港于1926年建成之后,马德罗港只提供仓储等辅助服务,大片土地荒废。之后的几十年间,各届政府多次想重新开发马德罗港区,均没有成功。

  

  上世纪90年代,时任总统梅内姆推行改革开放,大量西方资本流入阿根廷,推动了马德罗港区的重新开发。港区西岸的旧仓库被整理,建成了奢华酒店、餐厅、办公大楼和天主教大学,东岸则规划新建了一批酒店、影院、艺术中心和博物馆。马德罗港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范的地标性区域,吸引了国际著名建筑师们到此留下他们的踪迹。

  

  西班牙著名建筑师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女人桥(Puente de la Mujer)是马德罗港区的标志性形象。阿根廷地产商阿兰.法耶纳(Alan Faena)利用旧的仓库和面粉厂建起了奢华的法耶纳酒店和艺术中心。

  

  

  ▲女人桥是港区的标志

  

  阿根廷最富有的女实业家和慈善家Amalia Lacroze de Fortabat在港区建立了博物馆,陈设她丰富的收藏品。在这里,还有阿根廷最大的石油公司YPF的总部大楼,各大酒店集团纷纷来此开发项目,一幢幢高楼在不断拔起。

  政府对马德罗港区进行了整体规划,整个港区,除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留下的一座发电厂由于阿根廷的能源紧张局面无法关停、仍在运行之外,再无其他生产性设施。政府在新建的大楼间留出了大片的空地打造成城市公园和绿地,以供人们休闲和锻炼。

  

  港区的东面,是占地865公顷的湿地,紧贴拉普拉塔河,是大河泥沙堆积和围垦的结果。1986年,布市市政厅颁布法令,将湿地作为生态保护区域,区域内不得有人工建筑,以保护湿地中特有的植物和动物。

  

  现在,马德罗港区成了布市四十八个街区中最为时尚的区域,也是物业和商品最贵的地方。无论是外国游客,还是阿根廷本国其他地区的游客,到了布市,必定是要到马德罗港区来一游,在轻盈灵巧的女人桥边留下倩影,在旧仓库改建的各式饭店和饮品店里流连忘返,撒下些银子,虽然它们比几个街区外的老城分明要贵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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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港区,是十分奢侈和惬意的。虽然生活成本高,但景色是绝佳的。每天可以看到拉普拉塔河上升起的旭日,在布市名副其实的纯净空气中,落日往往会在港区的天空扯出满天的晚霞,绚丽多彩。

  

  漫步在港区,一溜的私人游艇停泊在人工河里,到了周末,它们就从船闸下驶出港区,去往拉普拉塔河上竞技或是倘佯,帆影点点。

  

  平时港区以商务活动为主,一到周末就热闹了。来自布市各个角落的人们开着车,一家子都来了。他们到港区的公园或绿地上,铺开一块大垫子,或是支上几张折叠椅,泡上自带的马黛茶,自备一些三明治之类的,开始自娱自乐了。公园里还备有一些烤肉工具,有的大家庭还带上肉和炭火,边烤边吃边聊,弄得乌烟瘴气,却也其乐融融。

  

  

  

  漫步港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所有的街道都是以阿根廷著名的女性名字命名。我住的街道叫Juana Manso,这是港区一条南北向贯穿的主干道。胡安娜·曼索(1819-1875)是著名的教育家、小说家、诗人和记者,也是阿根廷第一个女权主义领导人。她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个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的女性,当年这样的行为曾招致保守的民众向她辱骂和扔石头。

  

  由于很少有地方愿意听一个女性说话,她索性创办并主编了多份杂志,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思想。她提倡教育优先,并推行男女同校教育,与后来出任过阿根廷总统的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相交甚深,并互相支持,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

  

  Cecilia Grierson大道是以塞西莉亚·格里尔逊(1859年-1934年)的名字命名的。她是一位著名学者、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支持者,曾任国际妇女理事会副主席。

  

  当年,阿根廷全国仅有的四所大学都禁止女性进入医学院学习。面对根深蒂固的反对声音,格里尔逊坚持自己的意愿,专门陈书理由,要求进入医学院学习。她于1889年毕业,成为阿根廷第一个获得医学学位的女性。她在阿根廷创办了第一所护士学校,开展了第一例剖宫产手术。她加入了当时新成立的社会党,成为其中为数不多的来自学术界的女权运动活动家。

  

  

  ▲塞西莉亚·格里尔逊(前排左二)

  

  1900年,她倡导成立了阿根廷妇女委员会,并与人一起开办了阿根廷第一所女子大学。她积极呼吁,为工薪阶层妇女争取社会福利、生育休息权,争取妇女与男性平等的法律权利,非婚生儿童的平等权利、离婚权等。

  Lola Mora(1866-1936)是阿根廷最为著名的雕塑家,也是当时激进的女性先锋和反叛者。她的作品不落窠臼,突破常规,加上她女性艺术家的身份,使得她饱受争议。

  

  她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创作的雕塑作品Nereids喷泉,由于裸体造型,受到了布市“审慎委员会”的质疑,以至于不得不多次搬迁,难有一个容身之处。现在,她的作品遍及阿根廷全国各地,布市的国会大厦、罗萨里奥的国旗纪念碑前都有她的大型作品,图库曼省的阿根廷独立宣言大型纪念浮雕、胡胡伊省政府大楼前的公正、进步、和平自由雕像等都出自于她手。由于她的杰出贡献,阿根廷国会通过法案,将其生日定为阿根廷的雕塑日。

  

  莫拉思想激进开放,女性身份丝毫没有阻碍她的开拓性施展,在那个时代,她就积极介入阿根廷城市设计,还参与矿业勘探、铁路建设投资,在实业上身体力行。今天,Nereids喷泉雕塑就矗立在港区湿地公园的大门口,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就在不远处。

  

  ▲劳拉·莫拉引起争议的作品Nereids喷泉

  

  港区连接游艇俱乐部的一条小路叫Victoria Ocampo,名字来源于阿根廷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维多利亚·奥坎普。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形容她是最阿根廷的女人,她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南美女性之一。她出身豪门望族,当年在圣伊西德罗和马德布拉塔的豪宅里,常常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931年,她创办出版了享誉一时的文学评论杂志《南方》,思想激进,言论大胆,众多名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在拉丁美洲影响很大。

  

  二战期间,她坚决反对纳粹法西斯,后来成为唯一一个参加纽伦堡审判的阿根廷人。虽然她也宣扬女权主义,但是却说自己无法容忍庇隆主义者头脑里的阿根廷女权主义。1953年她因私下里对庇隆表示蔑视而被监禁,直到26天后智利女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亲自请求庇隆释放她。

  

  

  ▲维多利亚·奥坎普的豪宅

  

  Azucena Villaflor是连接东西方向的一条大街,以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组织的发起人阿苏塞纳命名。1976年至1983年期间,阿根廷军政府当权,实施“肮脏战争”,大肆绑架捕杀异见者,许多年轻人失踪。阿苏塞纳的一个儿子也在1976年11月30日失踪了,她与其他同样失去孩子的母亲们每日到内政部去打听儿子的下落,却得不到任何信息。

  

  绝望中,母亲们决定联合行动,向军政府要人。1977年4月30日,阿苏塞纳与其他十多个母亲一起来到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她们手持白手绢,绕着五月广场静静地转圈,默默表达抗议。之后的每周四下午三点半,母亲们都重复着同样的行动,后来形成了“五月广场母亲”的组织。

  

  “五月广场母亲”们无声的抗议获得了人们广泛的支持和声援,推动了阿根廷各界人士纷纷起来要求实行民主,最终导致了军政府在1983年的下台。但是阿苏塞纳却在1977年12月10日失踪了,人们无法找到她的下落,直到1978年她的部分遗体在大西洋岸的某个地方被发现,原来她被军政府绑架后扔进了大海。

  

  

  ▲五月广场

  

  倘佯港区,还会见到更多的名字,像医生和政治家Alicia Moreau de Justo,小说家Marta Lynch,土著马普切女歌手Aime Paine,电影演员Pierina Dealessi,独立战争中的女英雄Macacha Guemes等,她们都是阿根廷二百年历史中杰出女性的代表。浏览她们的生平,就像是在回看阿根廷历史的一幕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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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的女权运动几乎是在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立即就展开了。在争取女性政治权利方面,拉美国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1929年,厄瓜多尔成为拉美第一个允许妇女拥有选举权的国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女性开始全方位争取平等权利,例如平等就业权,同工同酬等。

  

  阿根廷的伊莎贝尔·庇隆在197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总统,之后拉美又陆续出现过10位女总统,且地域分布广泛。包括玻利维亚,海地,巴拿马、智利,哥斯达黎加,还有大家熟悉的巴西迪尔玛·罗塞夫和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

  

  

  ▲伊莎贝尔·庇隆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总统

  

  在阿根廷,1940年代末艾薇塔创立了庇隆妇女党,推动在全国各乡镇建立了妇女中心,帮助那些底层妇女们获得基础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的基本权利。1951年,阿根廷女性第一次获得了投票权,当年有24位女性被选入政府任职,有7位女性成为参议员,使得阿根廷成为当时世界上妇女参政最多的国家。

  

  1991年,阿根廷国会为女议员设定了至少30%的配额。在1983年的选举中,只有3.6%的议员是女性,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7.7%,到了2005年,阿根廷35%的众议员和41.7%的参议员是女性。

  

  女政治家是拉美政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尽管女总统频出,但并不意味着拉美女性弱势群体的地位得到了本质的改变。

  

  今年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阿根廷的美洲开放大学UAI做的调查显示,阿根廷男性就业率为79%,与发达国家的80%基本相近,女性就业率则只有56%,比发达国家的71%低了15个百分点。在阿根廷的就业市场上,有41%的工作明确只招收男性,只招女性的为9%。就收入水平而言,阿根廷女性要较同等职级的男性低27%,在非正式工作的领域,这一差距更是高达40%。若要消除这一差距,据说还需要70年。

  

  

  

  在阿根廷,受宗教因素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从事职业更多地受到家庭的束缚。据统计,没有孩子的女性十分之六以上从事工作,而有孩子的妈妈在外工作的比例则要低得多。在这里(尤其是在布市以外),如果一个女人因为工作需要出差或在办公室晚下班,会被认为是对家庭不负责任。

  

  2001年的金融危机时期,阿根廷社会的贫困现象突出。为了帮助贫困家庭和妈妈们,阿根廷国家女性委员会实施了家庭强化和社会资本提升项目,但其关注点仅在于贫困,项目为男性创造了不定期的有偿工作机会,却只给女性象征性地提供了津贴而非工作机会 。

  

  社会救助政策强化了贫穷女性作为母亲的传统性别角色,却没有提供育儿服务以减轻她们的家庭责任,也没有推进女性有偿工作,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4_ABC

  

  近年来,阿根廷政治经济波动持续,社会矛盾有增无减,阶层的分裂加剧,新的问题涌现,女权运动的方向也有了新的变化,反对性别暴力和争取生育权(包括不生育的权利)成为更加突出的主题。

  

  据报道,2016年,阿根廷每30个小时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而2017年头两个月,已经提升至18小时就发生一起,布市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较上年同期上升了72%。布市总检察官发言人最近说,他们受理的暴力案件中88%是女性受害者。

  

  2015年5月12日,一个名叫Chiara Paez 的14岁阿根廷女孩因怀孕被其男友杀害,男友的父母协助将其埋在了花园里。这一事件揭露后,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著名人士的支持,包括记者、作家、足球运动员、演员、政界人士、NGO以及工会。

  

  

  ▲一个都不能少

  

  6月3日,在布市国会大厦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约有30万人参加,全国同时有80个城市响应。抗议活动的主题是“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 即“不再让任何一名女性死于大男子主义暴力”。

  

  主题的来源是墨西哥女诗人和人权主义者苏萨纳·查维斯,她在1995年写了一首短诗“一个也不能多死”,以抗议对妇女的谋杀案。不幸的是, 2011年女诗人自己也成为了谋杀的受害者。

  

  “一个都不能少”影响深远,之后每年的6月3日,女权活动组织都要举行集会,呼吁敦促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而且这一活动已经扩展到周边国家,乌拉圭、智利和秘鲁都纷纷举行类似的活动,遥相呼应。

  

  拉美女性频频遭受暴力,有分析人士认为,部分原因是拉美国家社会中的大男子主义造就了一种社会态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导致男性对女性下毒手。

  

  

  ▲阿根廷女性半裸上身游行示威

  

  2009年,阿根廷政府通过法令“预防,惩治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促进人际关系发展的整体方案”,之后国会也通过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法案,签发了在公共管理部门禁止性骚扰的总统令,但是情况并未好转。

  

  此外,受社会开放程度提高,生育意愿下降等综合因素影响,阿根廷堕胎的现象不断上升。但阿根廷95%的民众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会强调尊重生命,谴责一切形式的杀戮,使得堕胎合法化在拉美难以实现。

  

  前些年阿根廷刑法严控女性堕胎,仅允许在孕妇生命受威胁和智障妇女遭性侵而怀孕的情况下才可以例外,否则孕妇和实施手术的医生都将受到惩罚。

  

  2009年,阿根廷南方丘布特省一名15岁少女遭继父强暴后怀孕后做了堕胎手术,事后少女及医生均受到了刑事指控。案件在阿根廷司法界引起巨大争议,几经反复,丘布特省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堕胎少女和手术医生无罪。阿根廷最高法院复核后支持这一判决,其裁决书同时宣布,今后阿根廷女性若遭性侵而怀孕,向司法部门报案核实情况后,孕妇可按照本人意愿实施堕胎手术。

  

  

  ▲卢汉大教堂

  

  尽管阿根廷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是在拉美地区的一个重大突破,但由于其严格的限制前提,远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根据阿根廷卫生部的统计,每年有50万孕妇非法堕胎,不安全堕胎已经成为阿根廷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争取生育权(包括不生育的权利)成为女权活动的主要诉求之一。

  

  虽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阿根廷就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从胡安娜·曼索站出来为女性争取在公众场合说话的权利开始到现在,已经一百七十余年过去了。理论上,阿根廷两性在选举、教育、就业,包括生育权上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远非如此。

  

  在美洲开放大学做的民意调查中,71%的阿根廷人认为对女性最不公平的领域体现在工作上,69%的人认为女性没有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报酬,53%的人表示自己受到过性别暴力侵犯,41%的人参加过支持女性的游行示威,79%的人认为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女性不受暴力侵犯。

  

  

  

  数据让人很不舒服,但同样让人迷惑的是阿根廷女权活动的现状。面对社会存在的不公和暴力现象,阿根廷女权活动经常采取激烈的表现形式,以暴制暴,表达不满。

  

  比如她们冲击教堂,焚烧教皇头像,因为教会反对堕胎。她们裸体游行示威,要求获得在沙滩裸晒的权利,引来无数路人甚至是网民的围观。就像阿根廷有多如牛毛的政党一样,女权组织也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代表着各式各样的诉求。近年来更是脱离了原先纯粹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轨迹,开始与各种政治势力搅合在一起。

  

  比如“五月广场母亲”组织的领袖白德·博纳菲尼(Hebe de Bonafini)就公开表示,“母亲组织不仅仅是一个人权组织,我们还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基什内尔主义的组织,我们至死效忠克里斯蒂娜。”

  

  这样的言论在阿根廷掀起了轩然大波,民众们纷纷质疑这些女权组织的动机和立场。让人不得不佩服当年维多利亚·奥坎普的洞察力和远见,在如日中天的艾薇塔和她的庇隆妇女党身上,她看到了其本质。

  

  

  

  写下以上文字之时,我正坐在马德罗港区的家中。透过落地玻璃窗,看见窗外的大片绿地和湿地公园,即便在冬日,仍是生机勃勃。远处,拉普拉塔河静静地流淌,日复一日。但我知道,这并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部,更不是阿根廷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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